作者：余愚
原文：http://flyingyoung2011.blogspot.hk/2013/04/blog-post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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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五年，香港政治波譎雲詭，社會運動此起彼伏。而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已成社會各色力量滙集關注的風眼所在，「佔領中環」議論如箭在弦。香港正處在歷史的爆發口上，轟轟然沙石滿天，隱隱然山雨欲來。在這歷史暴風雨的前夜，我覺得很有必要為香港兩種典型的社會人格來一個「寫真」。原因是他們在香港這段政治生態的轉型期扮演著舉足輕重、影響大局的角色，值得我們仔細研究一下。
在論述之前，我們先來重溫魯迅先生的一篇文章＜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此文成於一九二五年，經久不衰，於今看來，仍然實用非常。魯迅偉大之處就是在於頭腦冷靜、眼光銳利，往往在眾人血脈沸騰時，冷冷地道出人性可悲可笑之處，所以他生前作為一個獨醒的人，並不很受歡迎。我沒有魯迅半點智慧，不及他一成眼光，只懂拾前人之牙慧，道今人之荒誕。為此我亦有了心理準備，做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廢話少說，先看先生文章：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有一日，他遇到一個聰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說，眼淚連成一線，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你知道的。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喫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這一餐又不過是高粱皮，連豬狗都不要喫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這實在令人同情。」聰明人也慘然說。
「可不是麼！」他高興了。「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的：清早擔水碗燒飯，上午跑街夜磨麵，晴洗衣裳羽張傘，冬燒汽鑪夏打扇。半夜要煨銀耳，侍侯主人要錢；頭錢從來沒分，有時還挨皮鞭......」
「唉唉......」聰明人嘆息著，眼圈有些發紅，似乎要流下淚。
「先生！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我總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麼法子呢？......」
「我想，你總會好起來......」
「是麼？但願如此。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有得你的同情和安慰，已經舒坦得不少了。可見天理沒有滅絕......」
但是，部幾日，他又不平起來了，仍然尋人去訴苦。
「先生！」他流著眼淚說：「你知道的。我住個簡直比豬窩還不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他對他的叭兒狗還咬好到幾萬倍......」
「混帳！」那人大叫起來，使他喫驚了。那人是一個傻子。
「先生，我住個只是一間破小屋，又溼，又陰，滿是臭蟲，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穢氣衝著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
「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麼？」
「這怎麼行？......」
「那麼，你帶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動手就砸那泥牆。
「先生！你看什麼？」他大驚地說。
「我給你打該一個窗洞來。」
「這不行！主人要罵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他哭嚷著，在地上團團地打滾。
一群奴才都出來了，將傻子趕走。
聽到了喊聲，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
「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來，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他恭敬而得勝的說。
「你不錯。」主人這樣誇獎他。
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聰明人也在內。
「先生，這回因為我有功，主人誇獎了我了。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實在是有先見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
「可不是麼......」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
奴才的本性
魯迅在文中說的是三種人，但其實這三種人後面還有一個重要角色 -「主子」。在中國歷史的濁流中，在政治經濟權力極端不平衡的變態的常態下，「主子」就代表了掌握權力核心的一小撮人，他們手握生殺大權，舉手投足，影響者眾。在這種富中國特色的社會（沒有主義）中，依附「主子」而生存的「奴才」應運而生。
「奴才」的出處大致起於明代太監。而後滿人行奴隸制，嚴分主奴，故大臣奏事，必自稱「奴才」。漢人只能稱「臣」。對！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奴才」乃滿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稱「奴才」的。所以多少接近權力核心的人物以奴才身分為傲，畢生以廁身奴才之列為榮。
這裡要注意一點，「奴隸」和「奴才」是有區別的。魯迅早有解釋：「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陶醉，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奴才對於自己的身分是有深刻認知的。當然「奴才」也分等級，他們很執著於當中的身分高低。能夠逐臭到糞便中心的蒼蠅自然「高貴」得多。「一人得道，雞犬昇天」，所以「我爸是李剛」的狂言在內地社會是一個正常現象，香港人也開始有這種習性了，什麼廣東省政協、山西省政協的。當然他們自己也知道「政協」這玩意兒太濫，和中央大員相比，底氣不足，所以還要補上「澳洲大律師」什麼的，以壯聲威。
依附權貴首要條件就是不能有自我，「主子」說去東，你不能向西；說到西，你不能往東面看；如果「主子」說不清東西的話，那麼你就必須具有「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勇氣及面皮。聰明一點的奴才會靜觀其變而謀後動，道行差一點的就是聽了「主子」的訓話，迫不急待想要向傳媒傳達「主子」講話內容，以示和「主子」有多親近，例如解釋何謂「愛國愛港」的定義卻又「捉錯用神」的那一種。食相最差的莫過於在「主子」面前耍性子，得不到想要的便發脾氣，說要爆內幕一拍兩散那種。「主子」怎麼可以受「奴才」威脅？！這麼一來，這種人連做「奴才」的「福分」也沒了。
奴才的嘴臉
魯迅先生認為，中國的「主子」和「奴才」是經常統一在一個人的身上的：「做主子的時候，以一切別人為奴才，而有了主子，又必然以奴才而自命。」這就是奴才的最大特點。也就是說，鑒別一個人有沒有奴才性，先得看他在其他奴隸面前會不會耍主子性。例如，有某人提及普選特首時便語帶威脅，言詞兇狠：「她相信市民日後投票時，會務實理智選出行政長官，若最終市民愚蠢到選出一位不愛國愛港的人，也不能怪責中央反應。」是的，在專制社會底下，人民永遠是「愚蠢」的，政府永遠是「英明」的, 人民無不「熱烈歡迎」、「真心擁護」黨的領導。又例如另一人談論若公民黨中人出任特首，就如《水滸傳》的宋江，「落了梁山後加入朝廷，就需要解除武裝」，更指特首是朝廷地方大員 「仲反對乜」。儼然高俅上身，入梁山招安。這兩人說的話乍耳一聽，你差點以為自己精神錯亂，她們的論調並非對法律條文的見解，也不是以社會福祉作論述，卻是在「揣摩上意」！民主社會有反對的聲音，人民才不會被蒙敝，社會才得以進步，因為是制度而非單一集團吸收各方利益見解，兼聽並融，協商爭取。可憐香港這公民社會選舉權利不是以民為主，政策取向不是以民意為依歸，反是時光倒流，一退便退回到了大明王朝，大家戰戰兢兢，跪請「秉筆太監」千歲，透露一下皇上的批紅詔示作何解釋？！
如魯迅文中所形容，奴才其實殘酷，他們討厭不願忍受專制，反抗「主子」的「傻子」。「奴才」沒有獨立的人格，為了保住身分或成為更高級的奴才，他們期望的是「主子」的誇獎，並非改變，所以「奴才」比「主子」更主動維護建制那座屋子。要是希望說之以理，把奴才爭取過來，則必然是對人性看法過於天真，不懂政治也。清末，法國使臣羅傑斯對中國皇帝說：「你們太監制將健康人變成殘疾，很不人道。」沒等皇帝回答，貼身太監姚鄖搶嘴道：「這是陛下恩賜，奴才心甘情願，怎可詆毀我大清國律，干涉我大清內政？」正如某「愛國」團體發言人在一論壇中高談「民主不是香港核心價值」、「一人一票是假普選」、「冇膽匪類先會抗命」等。而另一「愛國」組織代表則索性站在觀眾席桌上，揮動區旗，張牙舞爪。香江文明之地，不知何時盤聚了這一批跳樑小醜，引人發笑，奴才中最低層次也。此時爭取普選權益，乃為所有公民而爭，並非為一黨一派而爭，可這些奴才像極了魯迅筆下怕被「傻子」開洞為窗的「奴才」，以「主子」利益為上。無怪乎林語堂在《一夕話》中有這麼一句經典話語：「中國有這麼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自身權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統治階層的意識，就是在動物界也找不到如此弱智的人。」
聰明人沈默的邏輯
逐臭的奴才畢竟少數，真正決定香港命運的是沈默的大多數。而這大多數當中，不少是聰明人。聰明人之所謂聰明是因為他精於計算自身的利害關係。聰明人多數有點財產，有些負擔。在權力挑戰面前，他的最佳應對便是沈默，因為內心畏懼，諸多顧慮，用他的語言邏輯來說就是：「係咁㗎啦」、「無辦法啦」、「無用㗎」、「無謂蝕底」、「點解要硬碰硬」、「唔關我事」。
聰明人基本上享受現狀，他環顧四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嘛。他很少受惠於政府，任何權力的再分配對他來說並不一定「有著數」，民主在茶餘飯後說說可以，他並不熱衷，反而他會把「民主」和其他概念聨想在一起，如「福利主義」、「民粹」、「搞搞震」。他信仰的真理是「滴漏效應」，香港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的成功過去教曉他「老板好，員工好」，「老板賺多D, 員工都會受益」。所以老板的政治權力比我多很正常。「搞搞震經濟差咗香港無發展」是他們的口頭襌。他沒時間去思考香港當年經濟起飛的特殊歷史背景，不去深究香港經濟轉型遇到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如果老板要「賺到盡」這麼辦？他無視這渡金城市裡包藏滿佈孔洞的劏房，面對提供給自由行名店林立的大街，他也許會對逝去的小店憑弔一下，順便在最後一天進店照張相放上Facebook，註明＂RIP"已是他最大的覺醒。了解他這一群人，你就會了解為什麼在香港這一所謂的現代國際城市，人人高舉平等的旗幟，可是我們竟然容許自身的政治權力如斯不平等的吊詭之處：我們的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席平均是十一萬多選民選舉一位議員，而功能組別可以少至一百四十人選舉一位議員！我想在全世界先進國家或地區都很難再找到如此可笑的政治制度。我們的聰明人沈默的邏輯讓這種荒謬劇繼續在這城市上演。
正如魯迅文中聰明人的特點一樣，聰明人因為讀了點書，哦，看官注意啦，讀書和明事理是兩種沒有關係的概念。不過你如果硬要說聰明人明事理，他明的也是自己周邊，與自身利益有關的事理。至於其他人的事理，他會有時表示一下同情和憤怒。這同情嘛，也有等級之分，對於街頭欺凌、虐待貓狗以及社區各種不文明現象，他們表現得義憤填膺。可是一旦不公義的社會狀況來源自不公義的權力核心，他便突然選擇性地視若無睹，或者直接跟你說：「我不懂政治」、「我討厭政治」等虛應一下。他們永遠不是行動派，作為香港教育底下的「精仔叻女」，他們深明「行先死先」的民間智慧，這與內地所謂「槍打出頭鳥」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那些永往直前的「傻子」簡直「憨居」到不得了，要犧牲就等別人犧牲吧。更何况有些聰明人早已安排了後路 - 外國護照，一有風吹草動，他都能馬上就緒，即刻轉移，離開是非之地，遠觀其變。待事態發展明朗化後再回來「搵食」。
站在沙堆上的聰明人
聰明人其實自以為聰明而非真聰明是因為他短視。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卻看不到他所享有的所謂核心價值的生活形態如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對普選存疑，對民主冷漠，卻沒考慮到一個人民授權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堅石堡壘，抵擋專制之手的入侵。他看不到民主政治提供了絶佳的環境使政黨互相監督競逐、三權分立、法治廉政、公民參與。而這一切才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石。有時我懷疑即使他知道自己站在沙堆上，他也無所謂，因為現時感覺良好，即使沙土已淹沒了他的腳踝，起碼他相信自己還是能夠轉動身子的，反正沙堆又不會一夜之間倒塌，那何苦硬碰硬「咁蝕底」啊？！你們這些人整天「搞搞震」，沙堆好好的，你還翻它的底部幹嘛？
於是自以為聰明的聰明人，各自有各自的盤算，各自有各自沈默的理由，實際上就是一盤散沙。上世紀八十年代龍應台在一黨獨大的台灣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民的冷漠及懦弱。她認為台灣「生氣的人太少」，許多人甘愿做沉默的大多數，沒勇氣站出來講話。她指出，「這個社會的秩序不僅只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制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龍應台向台灣一千八百萬怯懦自私的中國人大聲疾呼「為什麼不生氣？」「要糟到什麼程度你才會大吃一驚。」龍應台不斷呼籲：「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必須經過理性的爭取。不懂得爭取權利的人民，而受獨裁統治，那是咎由自取。」她一再強調老百姓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員是「受聘治國」的僕人。那些父母官要求老百姓體諒政府，支持政府，不要與政府對立，龍應台詰問，「對立有什麼不好？」「就是要有對立的人民，監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龍應台多次指出，「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默許，任何獨裁者也不可能得勢。」「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國家，幾流的環境。」
奴才不可怕，奴才只是依附權力的寄生蟲，權力一旦失勢，樹倒猢猻散，他們一點力量也沒有。可怕的應該是聰明人，香港越多這些所謂的聰明人，社會越沒有機會進步。你是聰明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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